现在不少建筑师受商业化影响，为了生存，只能在商业大潮中随大流，不去想也不愿说。整个社会，价值观是混乱的，话语权也不在建筑师手里。

投身五十多年，主持重要项目六十余项，程泰宁曾把建筑称作自己一生的邀请。

现在，这位7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正邀请自己加入一场攸关中国建筑未来的长考中。

当下的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它带来了每年27亿平方米将近世界一半的建筑规模。但程泰宁感到焦心似焚。作为此次国际高端论坛执行主席，他几乎是一手推动了这次中国建筑学史上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精英聚会。我们试图往这个方面走，把问题是什么讲清楚，该怎么做，也尽我们的可能把这个讲清楚。

你主持中国当代建筑现状与未来课题，觉得中国目前建筑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程泰宁：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这是当前制约我们最重要的问题，非常紧迫。

当下中国，千城一面和建筑文化特色缺失已受到国内外普遍质疑。著名作家龙应台几次著文批判千城一面;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我并不欣赏这种口气。他说，中国建筑的记号作用正在消失，中国建筑师亟需考虑，否则建筑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复制品，甚至是垃圾。

我们看到高层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特别指出要吸取国外优秀有益经验，但不能成为国外城市建设设计师的试验场。

这是业界的普遍观点吗?是否有人觉得中国建筑现状尚好?

程泰宁：对于中国建筑存在什么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肯定存在不同看法。但这种看法在建筑界内部也很少交流，更不用说在公开的场合讨论。

这正是我们做这个课题、举办这次论坛最主要的原因。

建筑界不愿意谈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程泰宁：现在不少建筑师受商业化影响，为了生存，只能在商业大潮中随大流，不去想也不愿说。不愿说，跟现在整个社会风气缺乏说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整个社会，价值观是混乱的，话语权也不在建筑师手里。

这次我做课题，也有人说，你别说，说了也白说。但我想白说也得说。组织这次论坛，正是提供这样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曾尝试过几次民族化的道路，这对现在有何影响?

程泰宁：中国建筑有过三次推民族化的过程。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由国民政府推动，但到1937年抗战爆发就基本结束了。上世纪5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当时叫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但1955年提出反浪费，加上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判建筑的复古主义，也基本停止了。第三次是80年代，北京提夺回古都风貌，形式上就是大屋顶、小亭子。但那时，社会环境已逐渐开放，大家就比较冷静，反响并不大。

经过这些过程，大家开始反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讨论地域建筑现代化和现代建筑地域化的问题，那之后就有了一些新的尝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突然加大，西方建筑文化一下子涌入，大家思想准备不足、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开始是学香港，后来是西方。在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整个90年代同质化的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最典型的就是，地不分南北东西，到处都搞玻璃幕墙。

经过这些反复，到新世纪就开始回归到多元化思考。特别是第四代、第五代建筑师的出场，他们大多有海归背景，对西方比较了解，确实有些人直接引进西方的东西，但也有人经过反思，反而对中国传统建筑有了更多的思考。

所以我们说，现在虽然问题很大，但从研究和讨论的环境来看，却是最好的时候。这种多元化探索、多样化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也是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你说中国建筑处于跨文化对话失语状态，主要表现是什么?业界对此有无反思?

程泰宁：我们在北上广的核心区调查，就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建筑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这能充分说明问题。

中国建筑师被边缘化的情况很严重。国外建筑师可以不招标，国内建筑师要招标，或者是国内招标完了以后，国外建筑师可以单独参加。即使中国建筑师做得再好、被认可，考虑到国外建筑师名气的品牌效应，往往也遭弃用。有些重大工程可以直接委托国外建筑师，而国内建筑师招投标就一定要采用跟国外设计所绑在一起的联合体形式，这是典型的排挤、歧视。

在某地的一次国际招标，表面看只有10万元的保底费，但实际上国内的联合体单位要先付给国外大牌建筑师200万，如果中标还好，不中标，国内单位就要风险自负。

我觉得，中国的事情主要还是要由中国人来做，对于中国建筑师一是要给空间，二是要相信中国建筑师一定能把事情办好。这个问题，我和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在一次对话中谈过，他也觉得国内外建筑师已经基本上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反而看不到这一点，其实迷信洋人，贬低自己，这种心态和做法，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Q：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现代建筑理论体系应该是怎样?

程泰宁：我们讲中国特色一定要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去思考，我们提中国特色，不是从狭隘的民粹主义出发，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中国建筑不能老跟着别人走，我们要创造符合建筑基本原理，又能为世界所了解、所共享的建筑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取得话语权。

Q：中国建筑问题看起来很大程度是体制带来的，对改进这方面有何具体办法?

程泰宁：权钱决策机制如果不解决，中国建筑不会有根本好转。但怎么解决?我始终有一个观点，还是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从具体的制度一点点突破，比如一把手决策机制、招投标制度的透明、建筑师法等，积小胜为大胜，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建筑创作环境就能改善，我们自己的建筑创作核心价值就会逐步形成。

这次我们就是要好好总结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制度问题，然后我们几个院士用院士建议书的方式，向上反映。把问题、危害性讲清楚，而且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我相信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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